价值取向篇之三
减负，让基层轻装前行
记者 欧甸丘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针尖就是基层政府、基层群众、基层企业，他们是落实所有国家大政方针的“最后一米”。在党的历史上，基层负担过重问题时有露头，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基层负担不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我们党顺应时势变化，尽力及时解决基层负担过重问题，让基层轻装前行，这也成为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取向。
基层负担的变迁
基层负担过重，是一定历史时期内最为困扰基层的问题之一。
时间回到20世纪80年代，基层反映最为强烈的负担主要是农民的经济负担。1989年，国家要求农村人均集体提留和乡镇公益事业统筹费，一般应控制在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以内。然而，农民实际负担不止于此。以四川绵阳市某乡为例，农民实际负担71.46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13.8%，超过限额8.8个百分点。类似的情况出现在当时不少省份，成为当时引发基层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随后20年间，为基层卸去过重的经济包袱是国家念兹在兹的大事。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作出了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在我国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农民经济负担过重的矛盾逐步消解。
此后，基层干部形式主义负担问题逐渐浮现。不少基层干部用“开不完的会、报不完的表、交不完的材料、迎不完的检查”“工作时间‘五加二’‘白加黑’”来形容其负担，“任务重、责任大、权力小”成为基层干部的最大痛点。
基层负担重与各项实际工作任务繁杂有关，但相当部分负担也来自无谓的形式主义，甚至有上升为主要负担之势。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现在，“痕迹管理”比较普遍，但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文山会海”有所反弹。这些问题既占用干部大量时间、耗费大量精力，又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他强调，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减负，一直在努力
政策立意着眼基层所急，行动实施摸着石头过河，共同构成基层减负工作的基调。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1990年以来，国家多次发布相关文件，“一号文件”亦多次载明减负要求，有的省份还制定了减轻农民负担的法律法规。比如：湖北省曾出台《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条例》，明确要求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违反规定擅自出台涉农收费的文件和措施。
针对基层企业的减负，则经历了从禁止向企业乱摊派、乱收费，到主动帮助企业降成本的思路之变。政府从“婆婆式”的管理者逐步回归公仆式服务者，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入，对中小微企业扶助安排的不断落实，企业减负的红利正在兑现。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20年发布的一项针对17640家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至2019年，企业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3年均值为4.78%，且逐年下降；样本企业平均人均“四险一金”年均下降0.05万元；物流成本占营业成本的比重年均下降0.07个百分点。
针对基层干部负担问题，党中央明确2019年为“基层减负年”，着力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取得明显成效。2020年，中办又印发《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旨在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为基层松绑减负，让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
截至2020年11月底，以党中央或中央办公厅名义发文同比下降33.7%；省区市文件和会议数量同比下降27.7%和29.5%；中央和国家机关文件和会议数量同比下降14.3%和59.7%。
走好未来减负之路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基层负担过重问题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不同的领域，矛盾的焦点在不断转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关键要从走过的路，找对未来的路。
一是政务信息要更加公开透明。任何针对基层下达的任务、指标、数据公开越充分，越容易得到公众监督。在监督、反馈渠道畅通的情况下，基层工作的“超重”苗头上级易于了解把握，相应调整也能较为有效。
二是要建章立制完善相关规定。减轻基层负担应采取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的方式，法治化轨道上的顶层设计至关重要，从根本上决定了基层减负的实施力度和方向。无论是从减轻农业税的相关中央规定，还是力戒形式主义的中央文件，无一不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制度化推动减轻基层负担。
三是要明确考核指标确保导向。在中央顶层设计之下，为基层减负应当在针对各部门的考核方案中指标化、具体化，减轻基层负担才能具有操作性，最终才能将减负落到实处。比如，有的省份制定相关规定：发至县一级的文件比上年减少30%～50%；以省政府名义印发的政策性文件一般不超过8页，至多不超过10页（5000字以内）……这样的“数字化”规定倘能落到实处，不流于机械，是值得鼓励的。
四是政策设计要强化基层参与。任何中央、省制定的针对基层的政策，其“最后一米”必将落在基层干部群众头上。政策制定时，广泛征求意见，深入基层调研，发动基层干部建言献策，往往有利于制定出更加切合实际的政策，避免政策“水土不服”，避免给基层造成不必要的折腾，增加不必要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