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站在建党一百年的历史维度来看待重大突发事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中的作用，会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和领悟。要理解重大突发事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中的作用，就要重温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所指出的：“在每个发展阶段，在每一时刻，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所谓‘和平’龟行发展的时代来加强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完全引向这个阶级的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重大突发事件往往就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事件，在短短的时间内，事件爆发出来的问题清晰地摆在人们面前，促使人们去深入思考，既提出解决问题的举措，又提出指导长远发展的理论。
一、重大突发事件以最不可回避的方式提出理论创新的要求
重大突发事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最不可回避的问题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更是绕不开的。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无法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以这种方式推进理论创新的事例不在少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红旗到底还能不能扛下去，怎么扛下去，革命道路到底在哪里？这是实践问题，更是理论问题。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超过31万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反革命势力高压下，一些在革命高潮时入党的不坚定分子有的声明自动脱党，有的自首叛变，共产党员由近6万锐减到1万余人，工会会员由300万人锐减为几万人。这么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凶恶的反革命势力面前还能不能生存下去？面对这一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即建立红色政权，走武装割据的道路。毛泽东在1928—1930年连续写了多篇文章来阐述这一问题，包括1928年10月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1月的《井冈山的斗争》、1930年1月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毛泽东提出，世界各国从来没有过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存在，而且这块区域会像星火一样燎原大地。毛泽东对此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刻阐释，他指出：第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国家，它伴随着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这些战争使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发生和坚持下来。第二，这些区域在1926年和1927年经历过民主革命的洗礼，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第三，各种矛盾普遍存在，如中国各地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之间的矛盾，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等，“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第四，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因此，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并且会继续向前发展。第五，红色区域内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第六，有强有力的党组织的领导和正确的政策。毛泽东的这些分析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强的信念——“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在革命危急关头进行的理论探索，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扎根在了中国大地上。
1976年10月，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中国走到了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历史以不可回避的方式提出：党和人民向何处去，中国会不会因为长期落后于时代而被开除“球籍”？“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现代化带来严重灾难。长期“左”的政策导致大量矛盾积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于时代，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极为缓慢。更重要的是，外部世界发生巨大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经济较快发展的局面，中国经济与一些国家的差距在拉大。面对这种形势，我们该怎么办？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特别是从1977—1982年，邓小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大胆探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突破：第一，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认为，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谈不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处于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同时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第二，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邓小平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第三，在邓小平的指导下，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第四，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提出中国到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小康，等等。这些论断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重大突发事件以最直接的方式提出理论创新的要求
重大突发事件一旦出现就会以最直接的方式而不是迂回的方式向人们提出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如何在理论上推进问题的解决。这种直接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直接冲击性，以强烈的冲击波方式甚至是令人目眩的方式使人们作出回答；直接后果性，以巨大的代价甚至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代价促使人们深入思考，如何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一重大突发事件直接给人们带来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还行不行，中国向何处去？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咄咄逼人的气势，人们忧心忡忡。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改革是继续前进，还是向后退；是继续扩大开放，还是退回到原来的路子？又一个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历史关头到了，这也是一个考验政治家战略远见、政治智慧、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关头。中国的路怎么走，亟需给予回答。邓小平在苏联解体后的一个多月发表了南方谈话，提出：第一，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在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社会本质特征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第二，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邓小平非常重视机会的作用，他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呼吁发展要快一点：“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邓小平更具体地指出，“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并要求广东赶上亚洲“四小龙”时，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第三，使中国制度成熟定型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邓小平讲：“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个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制度定型、方针定型、政策定型，这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政治设计。这个政治设计在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得到了实现。第四，强调了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中国今后走怎样的道路，邓小平毫不含糊地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南方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党的十八大之前，一个时期内党内政治生活不认真、不严肃现象比较普遍，庸俗化、随意化倾向比较突出，少数单位和地方政治生态严重恶化，甚至出现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出现了一些政治野心家。很多人忧心忡忡：我们党还能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吗，还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主心骨吗？习近平说：“党的十八大之前，面对一个时期以来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全党是忧心忡忡的，我是忧心忡忡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效，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人民群众对作风建设成效交口称赞；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力遏制，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浴火重生，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这些成就的取得，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习近平大大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他强调：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他提出：第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征，但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完善党领导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制度，健全各级党委（党组）工作制度，确保党在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第三，中国共产党的突出优势和特点有很多。习近平指出：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特征；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等。第四，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第五，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着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引导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握政治方向，加强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第六，明确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即：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第七，形成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丰富思想成果，如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从严管党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党内监督，接受人民监督，不断纯洁党的思想、纯洁党的组织、纯洁党的作风、纯洁党的肌体，等等。
三、重大突发事件以最紧迫的方式提出理论创新的要求
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往往会要求人们对面临的问题给出理论上的解答，清楚回答如何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这种紧迫性体现在：时间的紧迫性，间不容旋踵，历史不给你留出任何宽松的时间来进行思考，要求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出清晰的理论分析；手段的紧迫性，必须动用最紧急的手段、最刻不容缓的办法解决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我们党和国家处在决定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能顺利推进下去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还能继续发展下去吗？面对紧迫的现实问题，江泽民勇于推进理论创新，紧紧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这个重大的问题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思想强调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遵循了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普遍规律，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关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关于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关于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思想，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关于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思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关于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想，关于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的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关于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关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关于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关于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思想，关于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思想，关于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关于正确应对和驾驭经济全球化、促进共同发展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是经历了艰辛探索的成果，更是在应对了诸如国内政治风波、苏东剧变、“法轮功”事件、美国“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以及一系列老党大党纷纷丧失执政地位等事件中产生的理论成果。
进入21世纪的第3个10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人们对未来既充满希望又感到困惑：世界到底怎么了，我们怎么办？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明确指出：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思考的结果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经过几年的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第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第二，通过构建多种形式的命运体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2014年7月17日，习近平在巴西利亚出席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时提出，中拉要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时提出了“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2015年7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时提出打造金砖国家利益共同体；2020年提出积极参与重大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倡导国家之间要构建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大国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各国要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第四，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共同价值摆脱西方那种“惟西方民主为民主、惟西方价值为价值、惟西方人权为人权”的意识形态偏见，最大程度增强合作机制、理念、政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四、重大突发事件以最反常的方式提出理论创新的要求
重大突发事件经常会以人们意料不到的方式、以不可理喻的方式出现。这种反常性、不可理喻性的背后往往是日常问题的累积，是日常问题以其反向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种反常性、不可理喻性往往会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巨大的损失，就像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卫生组织网站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021年3月24日14时41分（北京时间21时41分），全球确诊病例达到123 902 242例；死亡病例达到2 727 837例。对于这些问题需要用一种特殊的形式来解答问题背后的理论逻辑。
2003年以来我国局部地区发生由冠状病毒引起的肺部感染病症，简称“非典”。这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使人们思考：中国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2003年7月28日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指出：抗击非典的艰苦斗争，使我们党和人民又一次经受了战斗的洗礼和考验。“通过抗击非典斗争，我们比过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还不够协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缺陷；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不健全，处理和管理危机能力不强；一些地方和部门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和能力，极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实，在紧急情况下工作不力、举措失当。”胡锦涛提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建立健全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按照推进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个道理，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自觉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从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入手，通过发展经济，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正是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可以说，战胜“非典”疫情是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推手。胡锦涛多次反复提及这一点。在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明确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2004年3月，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进一步指出：“科学发展观总结了二十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概括了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非典疫情启示我们，没有以人为本、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的未来。
2020年1月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事件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是：中国的社会制度能经得起这样的考验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能继续下去吗？一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部署防控新冠疫情的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创新，提出了很多重要观点，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第一，提出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首先，加深了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认识。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其次，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强调：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再次，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第二，提出了系统的观念是基础性的思想与工作方法。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这一观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丰富，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的发展。第三，科学总结了一系列伟大精神。首先，总结了伟大的抗疫精神，这一精神成为我们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2020年9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生命至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深厚的仁爱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举国同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同甘共苦的团结伟力；舍生忘死，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顽强意志；尊重科学，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实践品格；命运与共，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和衷共济、爱好和平的道义担当。这一精神不仅丰富了共产党人的精神宝库，而且成为推动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之源。其次，总结了伟大的抗战精神。2020年9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再次，总结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2020年10月，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第三，总结了脱贫攻坚伟大斗争中形成的脱贫攻坚精神。2021年2月，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脱贫攻坚伟大斗争，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中国人民意志品质、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充分彰显，赓续传承了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第四，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深化了对在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党中央权威是危难时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的根本依靠，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人民至上是作出正确抉择的根本前提，只要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就一定能够作出正确决策，并依靠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制度优势是形成共克时艰磅礴力量的根本保障，只要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集中民意办大事，就一定能够攻坚克难；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是化危为机的根本方法，只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就一定能够在抗击大风险中创造出大机遇；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只要秉持科学精神、把握科学规律、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就一定能够把国家发展建立在更加安全、更为可靠的基础之上。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历史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这一百年的历史波澜壮阔，有盘古式的开天辟地，有倒转乾坤的改天换地，也有旧貌换新颜的翻天覆地，更有创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历史的顶天立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生命力就来自于各种电闪雷鸣般、移山倒海般的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中国共产党在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顶天立地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经历了和煦的春天、热烈的夏天、丰收的秋天，也饱受了凛冽的严冬；既穿越了弯弯的峡谷、长长的山坡，也度过了波涛起伏的大江大河。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二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